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方志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参考资料。可是你知道最古之时为方志是谁提出的吗?今天小编分享一下有关方志的介绍。其实早在一百多年，梁启超就曾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最古之时为方志是谁提出的
方志就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 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方志是记载某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是历史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方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其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过程。
方志起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方志起源于史，它是从古代史官的记述发展而来的，像《周礼》中所提到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能就是方志的源头;二是方志脱胎于地理学，是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和《山海经》演变而成的。《尚书·禹贡》记载了战国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山海经》记载了远古时的山川、形势、物怪等，它们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越绝记》一书，记吴越二国史地，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在方志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现代学者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记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此”。可以说，《越绝书》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地方志。
起源于史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 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脱胎于地理著作
即所谓方志来源于《禹贡》、《山海经》之说，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地理书)演变而成的。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这部书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详细记载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长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记载，但较为粗略，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共有18篇，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等3部分组成，作者不详，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14篇是战国时作品。《海经》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主要为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物产、药物、、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话。事实上，从体裁到内容，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致使历代地方志，多与地理书混杂相兼。
鼻祖是《越绝书》《吴越春秋》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认为方志应兼史、地之长。因此，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15卷，判断作者为东汉袁康和吴平(但此二人皆于史无考)，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方(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历史沿革、城市建设、山川、人物、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内容，与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很相近。《吴越春秋》全书15卷，为东汉赵烨撰，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今存10卷，前五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是书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就方志而论，虽比不上《越绝书》充实和周备，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为此，范文澜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烨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全书12卷，附录一卷，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对于、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尽。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方志的前身。对此，谭其骧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史”与“志”不同，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以及《华阳国志》，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近来，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方志应当出现于秦汉统一的之后，它发端于《地记》。
多源说
以上几种说法，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长期并存，但却互相排斥。现在不少的地方志专家、学者认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往往不会突然出现的，而是在相当长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方志就是由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体裁的书籍，互相渗透和逐渐融合而来的一种特定体裁的著作。因此，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起自多源。我国地方志，是在历史长江河中，从各方面汲取源泉而逐步演化而来的。
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地方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可为
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全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资治等功能。同志指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各参与国的文化合作，需要发挥地方志的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绚丽多姿的传统文化，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在我国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可以说，全世界无论哪个，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拥有历史久远、赓续不断、内容宏富的地方志历史文献。地方志的功能，一是存史。存史是指地方志能够将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经济、、、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记录下来、保存下去，供今人和后人查阅参考。存史是地方志诸功能中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发挥其他功能的基础。二是。是指利用地方志资料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以及国情、地情教育。三是资治。资治是指地方志为和决策机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当前，地方志融入了更多时代元素，在服务经济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看，地方志中蕴大量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史料，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独特作用。
进一步加强对古丝绸之路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应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历代留存下来的各种相关文献典籍进行整理，把那些散落的历史记载有计划地整理出来。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如出版了《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等;像明代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馆珍本影印出版，则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以及明代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手资料。在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地方志工作者还要充分利用自己对相关文献的占有优势，深入开展有关研究，努力展现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大力弘扬丝路精神。
适时启动大型史志编修。如编修《“一带一路”通志》《“一带一路”文明史》等。通过史志编修，把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和地区的文化风俗、、自然地理等内容都收录进来，让志书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成为各国人文的桥梁和纽带。目前，可以先启动编纂一些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丝路人物志》《丝路线路志》《丝路风物志》《丝路文献志》等，系统记述古丝绸之路上商人、僧侣、军人、诗人等的事迹，介绍古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以及相关民俗风情等。通过编修专题性史志，一方面及时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另一方面为下一步编修《“一带一路”通志》《“一带一路”文明史》打下坚实基础。
积极推介高质量地方志成果，讲好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参与的众多，需要通过文化沟通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中国地方志讲的就是中国故事，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魅力的独特话语体系，有助于塑造我国良好形象。地方志工作者应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推介一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让世界各国更好地认识中国。
古之谷歌地球+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今天的第一选择可能是上网搜索。在没有、谷歌的时代，人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了解天下四方的概况呢?有，那就是方志。方志就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内容兼含地理与历史，形式包括图像和文字。
常州方志馆 资料图片
古代的方志全面记载了某一地区自然和的所有信息：地域范围、机构设置、古今变迁、人口、自然、名胜古迹、气候灾害、文化教育、历史名人、风俗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些内容条目是否有点熟悉?不错，这就是古代的。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就是这种图书。因为内容包罗万象，司马光甚至称之为“博物之书”。很多方志都附有图录，说它等于谷歌地球+，并不夸张。
方志更是地方和的账本，体现其对自然和历史的掌控。基本上有了，有了解地理和状况的需要，就有了方志。战国时期的《周礼》已经出现“方志”一词，属于司徒的职掌。《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方志大略有三大源头：图籍、地方史和地理书。唐刘知几《史通》所论秦汉杂记十流，也是“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三类与方志关系最密切。图籍就是地图与户籍册书。图书结合，就能知道地理险隘、人口户籍。有了这些关键性的数据，才能谈得上实际。真正是一图在手，天下我有。
荆轲为了能见到秦王，就拿了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进献。可能没有相关说明性的册籍，所以荆轲亲自为秦王解说，才有后来图穷匕见的故事。萧何入关中，也是先取这类图书，最后协助刘邦攻取天下。到了汉末，张松献图，刘备才开始着手夺西川。在交通和信息都相对闭塞的古代，这些图籍相当重要。
从方志到总志
先秦时期，不仅有孔孟、老庄、韩非等辨析的贤哲，也有将视野投向大地山川、仰望宇宙星辰的“思想者”。《禹贡》记载了大禹勘定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还评论了各州土地的特点。《山海经》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山海想象，成为后世很多神话的来源。想象瑰丽的屈原，可能正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战国的邹衍在哲学上提出“五行”说;在时间维度上，有“五德终始”的历史观;空间上，有大小九州之说，称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之地仅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以当时的诸侯国疆域和地球表面积计算，还真有些不离十。没有现代测量技术，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又穿越了?
一定意义上，地记是疆域开始固定的表征。迂远之说终究离现实太远，人们逐渐将视线从宇宙投向大地。十二星次与九州分野的划分将天空与大地连为一体，先民们终于可以安心地关注身边的现实世界了。《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帝刘秀建国，“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从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耆旧传”“风俗记”，“水道记”纷出，当时多称“地记”，可算是早期方志。也有人将《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看作最早志书。梁启超就称反映西南地区概况的《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
隋唐以降，全国性的方志修纂渐成常态。编方法基本都是先修一地的方志，再汇总为全国性的总志。
唐宋时期的方志多称或图志，有图，也有文字说明。按照《隋籍志》的说法，系统修志始于隋炀帝。隋炀帝很忙，但再忙也没落下对图书文献的整理。隋大业年间，诏令全国各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全国性的有《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集》等。虞世基等重《区宇图志》内容多达1200卷，可谓详备。
唐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士子，都非常重视。德宗规定各州府每3年或5年一造，上报朝廷。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方志名家的丞相贾耽。他纂《陇右山南图》，非常注重比例尺的精确性。为了避免很多地理盲对古今地名傻傻分不清的情况，又用朱墨加以区别。是不是很眼熟?不错，这种方法我们今天还在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是为唐王朝收复被吐蕃占据的陇右地区准备的，算是与朝廷需求关系密切的重大攻关项目。
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志集，要数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对大唐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详载州县、道里、户口、贡赋等，连目光挑剔的四库馆臣都称赞“体例最善”。可惜南宋时图亡佚，只好改称《元和郡县志》。
作为和唐宗并称的宋祖，在修志方面也毫不含糊。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称：“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宋太祖国初下诏“遇闰岁造图以进”(《宋史·职官志》)。真宗时所修《祥州县》居然达1500余卷;神宗时修《元丰九域志》，徽宗为此还专门设置“九域图志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太平寰宇记》，首开方志人物、艺文之例，又增加土产、风俗、人物、姓氏等内容，可算是第一部定型的方志。这一时期的方志文字内容渐多，图渐居于次要地位。
唐宋时期的方志记载详细，是为官做宰、居家旅行的必备利器。呈送也是各地接待新到任，汇报地方情况的重要方式。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想象他到任之后“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
唐人还用作地图和旅游手册。韩愈路过韶州，提前向地方官借，准备“攻略”。“曲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手册上景点太多，忙不过来，有人感叹“武陵嘉致迹多幽，每见恨白头”(晚唐齐己《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何从事》)。想必和逛网店逛到眼花，恨不得照单全收，是一个理。“柴桑分邑载，屈曲山光展画屏”(王周《湖口县》)，说的是先看图再亲临游览，就有将2D变成3D体验的吧。
至元二(1291)，元朝新志《大元一统志》了，这是我国将方志汇集称为“一统志”的开端。明太祖朱元璋也不甘示弱，洪武年间三次编修全国性的《大明一统志》，明成祖更是第一位亲自颁布纂修《凡例》的皇帝，真是为祖国的修志事业操碎了心。
清朝是修志的极盛期。从顺治(1661)命贾汉复督修地方志开始，清王朝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修志活动中，仅全国性的《大清一统志》就修了三次。据统计，现存8000多种方志中，70%都是清代编。但清代推行的，使不少涉及违碍文字的明代方志被焚毁删改。
大数据时代的地理信息与地域文化传承
古人重视方志，称之为“国史之羽翼”，可以“资政”“存史”“”。英国李约瑟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认为，中国的地方志是“任何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国的方志早播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等都有分布，有些还是孤本。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有谷歌地球，有，还需要方志吗?大数据给方志文献带来的不是消亡，而是永生。方志不仅是当前电子检索的文献来源，而且海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已经整合地理信息系统和历史人文数据，希望能呈现立体动态的历史信息。比如哈大学包弼德的哈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CBDB)项目，已经开始大量录入方志资料，并将之应用到历史人文研究中。随着项目资料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我国两千多年来地理和人文的相关信息，将以更丰富的内容，更直观的展示，给带来更深刻的认识。届时，“观千载如犹旦暮”“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也将不再是一种修辞。
宋人有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虽然颜师古、刘知几都批评过修志中“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竞美所居，谈过其实”的现象，但“正、虚、公”还是主流(卫周祚《曲沃县志·序》)。从周王朝采问风俗开始，历代乡贤耆旧，或口耳相传，或诉诸笔端，守护地方文化根脉，书写中华文明姿彩。清代方志修纂就汇集了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全祖望、章学诚等学术大家，未为人知的作者更不知凡几。“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日趋同质化、人口流动愈加频繁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地方文化传统，重新认识“吾土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