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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昆胆两昆仑 戊戌变法六君子英勇就义

时间:2020-07-26 23:16:44 栏目:居家生活小窍门

戊戌变法六君子英勇就义,其中谭嗣同留下两句诗句流传注定要流传千古,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是你知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什么意思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昆胆两昆仑 戊戌变法六君子英勇就义

谭嗣同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昆仑指的是谁?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慷慨赴义,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也宣告失败。

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最为有名,除了他显赫的家庭出身外,还有他不畏生死的那种精神。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是有机会逃命的,但他却甘愿赴死,希望能用自己的血来警醒沉睡的国人。身边朋友劝他离开,正在积极联络武林侠客营救光绪皇帝的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被捕。狱中,有人到狱中看望谭嗣同,愿劫狱营救谭嗣同,或者甘愿化妆成谭嗣同,代他而死,谭嗣同坚决不同意。谢绝友人营救的同时,谭嗣同写下了《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这里,两昆仑指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谭嗣同自喻,一个就是这位前来营救的朋友。

提起谭嗣同的这位朋友,在中国近代也是赫赫有名,这就是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人齐名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王正谊。

王五出生在河北沧州,家境贫寒,三岁时父亲又因疾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的沧州,最有名的武师当属双刀李凤岗。为了学习高明的武术,王五多次请求拜师,但都被拒绝。后来长跪不起,最终打动了李凤岗,最终收王五为徒。

几年后,王五行走江湖,武功已经不再李凤岗之下,就开始到津门去当镖师,后来更是创建了顺源镖局。

时值清末,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中华民族危亡在即,王五遇上了出身大家、豪气纵横的谭嗣同。二人探讨武术,谈论国事,渐渐成了知己。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引起了中华儿女举国的悲痛,于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顺势而起。

但是,这场变法的主持者是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同时维新派激进的变革政策受到官僚阶层的一致抵抗,全国支持变法的实权官员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连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湖广总督谭继洵都对变法持反对态度。

在慈禧太后看来,这场变法是假,光绪帝想夺权是真,于是慈禧太后再次发动政变,再次垂帘听政,将光绪帝囚禁,戊戌变法失败。

1898年9月21日起,慈禧太后在全国大肆捕杀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也在榜上。

王五劝说谭嗣同离开,但谭嗣同不肯,让王五积极联络人手营救光绪皇帝。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谭嗣同死后,王五悲痛欲绝,立志与清廷决裂,为谭嗣同复仇,为此多次组织针对清政府高官的刺杀行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王五率领家人弟子与联军作战,给联军造成大量杀伤。后来,清军把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王五被迫现身,孤身前往八国联军军营,杀伤联军百人。

王五被杀后,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悬挂在北京城门下。一代大侠、王五的好友霍元甲得知了消息,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王五首级,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韩国瑜: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6月6日遭高雄市民以93万9090票罢免的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韩国瑜,12日正式被解职。11日下午,韩国瑜率集体辞职的市府团队在高雄凤山行政中心举行“真爱高雄 珍重再见”草地音乐会,并向支持者道别。

上万名来自全台各地的韩粉聚集凤山,为韩国瑜送别。由于现场烈日高照,不少韩粉自备遮阳伞出席活动,从摄影高台上一眼望去,宛如朵朵盛开的阳伞浪花。韩国瑜最后一支“穿云箭”依旧号召这么多支持者无怨无悔到场,纵使受到罢免,韩粉依旧“拢没离开”。

许多支持者在整场音乐会中情绪激昂,直到最后的合唱结束后,才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拿起衣物和面纸擦拭脸上泪水,就算人群开始散场,表情十分感伤的支持者仍站在原地好几分钟,直到心情平复后才默默离开。很多韩粉都认为,韩国瑜未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认为先沉淀是对的,未来就等穿云箭的信号。

11日晚间,韩国瑜在脸书贴出市长任内最后一篇文章,并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题,向支持者分享心情并诉说感谢。

韩国瑜脸书全文如下: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们就将卸下市府职务,离开这里。谢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在此相聚一场,更谢谢你们今天还特地来这里为我们相送一程。

古时周武王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能敌纣王亿兆夷人。我不敢自比周武王,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团队里的首长是真的个个都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并且我们同心同德,都怀抱着奉献社会的真心诚意、有所不为的道德自律。今天,大家共聚在此、临别在即,请容我最后一次以市长的身份好好谢谢他们。

谢谢这一群让我感到骄傲与不舍的市府团队,谢谢他们愿意放下原本舒适的生活,来到热情的高雄;谢谢他们不少人离家背井、放弃高薪来这个城市和我一起打拼。他们都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事而来。我怎么谢也谢不够。

这一年多来他们为高雄做牛做马、承受巨大压力。这一年多来,他们每一件事都做得比以前好、但是杂志民调排名却都是吊车尾,这些,我知道,都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我一定要为他们讨个公道。

他们是最辛苦、最被唱衰、却是做事最认真、最有作为的一群模范公仆。在这里,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每一个人说声谢谢。

我也想谢谢之前曾经陪我们筚路蓝缕、一起走过好多风雨、但因为公私因素而离开岗位的前任局处首长们;更谢谢每一位认真做事、任劳任怨的高雄市政府同仁;同时,我也要谢谢我们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党团对我的支持。

谢谢各位这段日子的付出与辛劳,我会永远记得您们。您们的辛苦和成绩,高雄市民会记得、历史会记得。我谢谢您们!

离开高雄,对我个人而言,虽有万般不舍、一些遗憾、和满满的祝福,但唯独没有怨尤、心中尽是坦然。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何而战、我和团队是为了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和愿景而奋斗努力,所以无论结果,我都会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只是,这几天我实在有点难以平静,许议长(高雄市议会议长许昆源)的决绝让我悲痛不已,而更让我觉得痛心不解的是网路上那些对许议长恶毒的诋毁、幸灾乐祸的发文和留言。如果台湾的民主,只因为政党不同,就可以这样残忍地对待一个逝去的生命,失去人性、失去做人最基本的温柔与慈悲,那这样的民主有什么值得追求、能够倚仗的?

当贪腐不是罪恶、犯法可以原谅,当我们真心相信、全力捍卫的法律和道德可以因为政党的不同而有所妥协,我们这几十年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争取和守候的究竟是什么?

当社会多数不在乎政府负债、不在乎官员贪污、不在乎经济与安全、甚至不在乎是非黑白,只要颜色正确、言语呛辣、官网图文并茂,仇恨对立和党同伐异都是被允许的。但仇恨对立和党同伐异所豢养出来的民意,究竟是民主、还是猛兽?

民主如此珍贵难得,民主所创造和成就的应该是良善与和谐、而不是仇恨和对立。仇恨和对立所创造和产生的“民主”,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暴政。

对于千千万万支持国瑜的好朋友们,我在此再次表达对各位深切的敬意、谢意与歉意。我依然心系高雄、心怀社稷、心存正气。但目前我不会接受任何邀请或职务,也不会参与或组织任何形式的活动。

请容许我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刻,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谢谢你们,你们每一双手的托付、每一双眼睛的期盼,我们都谨记在心、未曾或忘。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市府团队都全力以赴、不敢辜负。谢谢你们这一路的温暖与支持,请让我和我的市府团队最后一次向各位说声谢谢。

满清被胖揍一顿后,许多有志之士希望效法东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使大清帝国走向富强。变法者中,除了那位伪圣人康有为、以及后来看清康圣人真面目的梁启超之外,还有谭嗣同、杨锐、刘光弟等人才,他们积极支持光绪皇帝变法,却用力过猛,寄希望于用猛药治顽疾,怎知适得其反,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正应那句“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反累其主”,可怜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六君子被斩菜市口。

纵观历史,叫喊着要变法之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从商鞅到张居正,再到谭嗣同等人,其下场都是悲催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圣人远遁海外,梁启超受到日本人的庇护。谭嗣同见梁启超时,梁曾劝他于自己一起前往日本避难,但被谭嗣同拒绝,并留下“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这番慷慨激昂的话。

此话是说:有人活下去,才可以继续推动变法,但也必须有人要掉脑袋,才能回报被囚禁的光绪皇帝。于是乎,谭嗣同留了下来,被抓捕之后,在狱中写下那篇千古传颂之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诗句名为《狱中题壁》,身陷囹圄的谭嗣同,想到两个处境与自己相似的历史人物,这便是张俭、杜根。

张俭是东汉时期的人物,因不满宦官专权,故而上书抗议,因此遭到通缉。在其逃亡期间,许多人冒着全家死光光的风险收留了他。因此有数十个家族被波及,尽管没有被灭九族,也被灭了三族。

杜根则是因为抗议外戚专权而获罪,他被处以“盖布袋”乱棒打死之刑,行刑的狱卒感念他的义举,因此假模假样轻轻打了一通,再偷偷将杜根私下放走。

谭嗣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希望那些曾与自己变法,并未被抓捕的伙伴能有如同张俭、杜根一样的待遇,有人会帮助他们逃出生天。而自己,就笑着慷慨赴义吧!我们肝胆相照的精神,如同巍巍昆仑一样雄伟。

写完诗句后不久,谭嗣同与另外五位变法志士殒命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死时仅33岁,正是人生得意时,却因理想而殒命,不失为一条好汉。

谭嗣同最引颈就戮,以酬圣主,其高尚的节操风骨为后世所景仰。但并不是每个留下激昂诗句的人,其行为都如自己写的诗句一样壮烈,比如那位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比如那位写下“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的丘逢甲,尽管两人写的诗词豪气冲天,令人赞叹,却最终甘愿为日本人效力,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观此二人之行径,正应那句“说的,永远比做好的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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